油锅一响，我家窗台就落一层黏灰。 蔡永站在店门口，指着我鼻子放话，随便告。 我没争辩，转身翻出食品厂老同事帮忙买的食用香精。 每天半夜，往厨房水槽倒一小杯。 头十天，蔡记小炒照常红火。 第十五天，老顾客说后厨有股怪甜味。 第二十三天，蔡永换厨师换调料，生意还是往下掉。 第三十天，他带人堵我家门。 我把一摞检测单和医院票据拍在他胸口。 他盯着四万三那行字，脸白了。 01 我叫李丽蓉，今年四十八，退休前在食品厂化验室干了二十年。鼻子比一般人灵，也受不了脏。 我家住老小区二楼，楼下是蔡记小炒。这家店开了三年，头两年还好，去年换了老板蔡永，油烟就再没消停过。 每天上午十点半，油锅一响，我家朝北的窗台准落一层灰。黏糊糊的，用湿抹布一擦，抹布黑得能拧出油来。 我母亲蒋兰英七十三岁，有哮喘。住在我家朝北那间小屋，窗户正对着蔡记的排烟管。 去年入冬，母亲咳得整夜睡不着。我以为是天冷，买了加湿器，熬了梨汤，不见好。 直到有天我下班回来，看见母亲坐在床边，胸口一起一伏，嘴唇发紫。我赶紧打了急救电话。 在医院住了五天，医生说是哮喘急性发作，问家里有没有过敏源。我说楼下有餐馆，油烟挺大。 医生皱眉，说最好别让老人住朝北房间。 回家我跟丈夫罗德明商量。他在小区对面五金店做库管，人老实，遇事先想忍。 “要不把妈挪到南边小房间？”他说。 南边小房间只有六平米，放了一张单人床，转身都费劲。可也没别的办法。 母亲搬过去，好了一阵。可到了春天，油烟更重了。 蔡记小炒装了新排烟管，管子从后厨伸出来，顺着居民楼外墙往上爬。管口正对我家窗户，离得不到两米。 有风的时候，烟往南飘，我连阳台都不敢开。母亲在南边小房间，窗户紧挨着阳台。 我去找蔡永。 那天下午两点多，店里没什么客人。蔡永坐在收银台后面剔牙，四十来岁的人，肚子挺得比胸高。 “蔡老板，你家排烟管能不能改改方向？我妈哮喘，实在受不了。” 他眼皮都没抬：“排烟管装在我家墙上，关你什么事？” “管子是对着我家的，油烟全进来了。” “那你把窗户关紧不就行了？”他站起来，比我高一个头，“我开餐馆有证，你爱告告去。” 陈秋月从后厨出来，围裙上沾着油点子，手里还攥着铲子。她斜眼看我：“李姐，你家要是嫌吵嫌烟，搬走啊。住楼下就得受着。” 我站在店门口，没再说话。 回到家，我把所有窗户关严，拉上窗帘。屋里闷得像蒸笼。母亲靠在床头，手里攥着喷雾剂，吸一口，喘两口。 罗德明下班回来，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我。他嘴张了张，最后只说：“我去买点菜。” 他这人就是这样。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可就是不敢出头。怕得罪人，怕惹事，怕日子更难过。 第二天，我去找了物业。 物业经理贾德贵坐在办公室里，正泡功夫茶。听我说完，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 “李姐，蔡老板那边我打过招呼了。人家证照齐全，我们物业没有执法权。” “那他排烟管对着我家窗户，你们管不管？” “ 这个嘛， ”他放下茶杯，“ 我再跟他说说。 ” 说了等于没说。第三天我路过物业办公室，看见蔡永从里面出来，手里拎着一条烟，往贾德贵怀里塞。两人有说有笑。 那天晚上，我翻出手机，开始拍排烟管。管子是铁皮的，接口处锈迹斑斑。油顺着管壁往下淌，在墙上拉出一道黑线。 我拍了照片，录了视频，记下每天油烟最重的时间段。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半，下午四点半到晚上八点。一天六个小时。 罗德明看我对着手机写写画画，凑过来：“你干嘛呢？” “留证据。” “你一个人能斗得过他？” 我没抬头：“斗不斗得过，先记着。” 他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 那个周末，儿子罗刚洁打视频电话回来。他在省城做程序员，一年回来两三趟。 “妈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” 我把手机镜头转向窗户。窗外灰蒙蒙一片，蔡记的排烟管正往外喷白烟。 罗刚洁沉默了几秒：“我给你买个检测仪，你先测测看。” 三天后，快递到了。巴掌大的盒子，能测PM2.5和挥发性有机物。 我站在阳台上，把检测仪举到窗边。屏幕上数字跳了一下，停在一个很高的读数上。蔡记炒菜的时候，数值更高。 我把每天的数据截图保存，跟照片放在一个文件夹里。 文件夹名字就叫“蔡记”。 02 我给街道环保办打了投诉电话。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姑娘，态度挺好，说会安排人上门。过了两天，周振国来了。 四十多岁，穿件深蓝夹克，夹克下摆有点皱。他在楼下转了一圈，抬头看了看排烟管，又走进蔡记后厨。 蔡永陪着笑递烟，周振国摆摆手没接。 前后不到十分钟，他出来了，站在楼道口对我说：“李大姐，我看了，人家有油烟净化器。” “有净化器怎么我家还这么多油烟？” “这个嘛，设备老化也有关系。我让他清洗一下。” “周同志，我妈哮喘住院，检测仪也显示超标。” 他皱了皱眉，像是我在给他添麻烦：“检测仪那种东西不准的。你要是不放心，自己找专业机构来测。” “那要多少钱？” “几千块吧。”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“我还有事，你先跟物业沟通。” 人走了，净化器的
